2025-08-04，“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展。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供图

　　2025-08-04，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文物局）指导，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主办的“贺兰山下‘桃花石’——西夏文物精品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展。这次展览汇集了120余件西夏时期的精品文物，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生动写照和有力历史见证。

　　“桃花石”是古代中亚和西域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称呼——在他者的视野中，宋辽夏金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拂去历史的尘埃回望，贺兰山下静静矗立千年的西夏陵，那些残存的夯土陵塔、散落的碑刻残片、沉睡的文物，正是“西夏亦桃花石”的生动注脚。

　　“自称黄帝后裔”

　　“西夏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彭向前说。彭向前一直致力于西夏学研究，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汉文典籍和出土的西夏文献中，他按图索骥、抽丝剥茧，对西夏王朝德运和党项族的血脉根源进行深入研究，勾勒出西夏王朝的自我认知。

　　彭向前研究发现，西夏王朝统治者如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一样，也接受了传统的“五德终始说”，这可以从西夏的国名、纪年等相关资料得到印证。“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提出的，认为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五德”，每一德都有其对应的政权，“五德”间的转移意味着王朝更替，最初按五行相克的顺序进行，新莽之后按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

　　西夏文献《圣立义海》在“腊月之名义”条下明确记载西夏“国属金”；《宋会要》记载“西人最重年节与寒食，兼以十二月为岁首”。德运、服色、正朔是一一相配的，彭向前认为，如果国属金，必以十二月（建丑之月）为岁首，且色当尚白。西夏国名“大白高国”，是因其在“五德”中的行序为“金德”的缘故，以白为高，进而以色尚称国。西夏文献中有时把“白高”冠在“大夏”的前面，一起组成国名“白高大夏国”，此与以火德自居的宋王朝又号称“炎宋”同出一辙。大唐王朝为土德，土生金，表明西夏统治者以唐土德为续统，即他们是继唐王朝之后统治西北地区的，从而将自己的政权纳入华夏正统传承序列之中。

　　“党项族自称黄帝后裔，他们将本民族填入华夏黄帝血脉网络之中。”彭向前说。司马迁和魏收苦心孤诣地编制出一张巨大的中华民族的血脉网——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皆为炎黄子孙。到了宋辽夏金时期，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共祖的形象继续得到弘扬，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脉相承。“西夏宣称党项拓跋出自鲜卑拓跋，进而认为黄帝是党项人的远祖。”彭向前找到了印证：西夏仁宗李仁孝时期用西夏文撰写的《宫廷诗集》中写道：“详载始于过去祖轩辕，我等言说何时终？故袭位自北魏拓跋氏，无土筑城圣教导”；南宋罗泌《路史》一称“党项，悃之后”，再称“悃迁北土，后为党项之辟为拓跋氏”。这里的“悃”是昌意的少子，在上古传说中，昌意是黄帝和嫘祖的次子。这种多民族对黄帝的血缘认同，对共同起源与共同世系的集体追溯，消除了民族隔阂，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从青藏高原东部一路迁徙直至在宁夏平原定都建立封建王朝，党项族的发展轨迹和西夏王朝的繁荣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的整体进程紧密交织，并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作了生动注脚。

　　“痴迷儒家思想”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尊孔子为‘文宣帝’的政权，可见其对儒家思想的痴迷。”宁夏大学人文与民族学部部长、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说，“西夏对儒家思想的尊崇，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借鉴，而是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杜建录认为，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反映的是党项族进入农耕区、半农半牧区开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西夏人用西夏文翻译了一大批汉文典籍，包括儒经、兵书、医书、史书、童蒙读本等，遍及汉文典籍中的精华，足见西夏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彭向前说。史料记载，西夏立国后，迅速在全国设立汉学，即儒学教育机构，传授儒家经典，系统推广儒学教育。儒家倡导的“仁政”“礼治”“忠孝”等理念，也是维系社会秩序、促进民族凝聚的核心纽带。

　　西夏“形成了一套以沿用中原帝制为特征的文化”“沿用中原帝制建立的行政机构和官僚体系日渐完善”，这也是此次西夏陵申遗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价。“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杜建录说，“除蕃学外，这些官职机构无论从名称上，还是从职掌上，都是仿照中原宋朝制度，甚至连‘开封府’这样地域性很强的职官也都照搬过来。”在官吏选任方面，西夏除保留世袭制外，还广泛吸收了中原汉族的恩荫、察举、科举、铨选等制度。

　　通过以儒治国的实践，西夏完成了封建王朝的转型。“党项族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制度，所以才能立国将近200年，才能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西夏在大国之间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这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密不可分。”杜建录说。

　　“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西夏创制了基于汉字改造的文字系统”，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评价报告中写道。西夏文学家骨勒茂才评论称，西夏文字与汉字“论末则殊，考本则同”。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研究员段玉泉长期专注于西夏文字的研究。“西夏文是在成熟汉字的既有模式下创制和使用的，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西夏文字里面最多的是会意字和形声字。”段玉泉介绍说，“西夏文与汉字一样，属表意性质的方块字，由横、竖、点、拐、撇、捺等笔画构成，自上而下成行，自右而左成篇。其文字构成受到汉字‘六书’影响，有规律可循。”

　　为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骨勒茂才编纂了西夏文汉文双语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骨勒茂才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这充分体现出民族交往交流的自觉意识。“它的立意非常高。”段玉泉说，“这部著作以‘天地人’的宇宙秩序为框架编纂，书中分类编辑西夏文和汉文对照词语，每一词语都有四项，中间两项分别为意义相同的西夏文和汉文，左右两边分别为中间汉文的西夏字注音和西夏文的汉字注音。其独特的编排方式让使用者可以快速对照查阅，极大降低了跨语言交流的障碍。”

　　中华法系代有兴革、传承清晰。从秦汉开始，各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对律法的制定与实施。西夏也不例外，颁布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是中国历史上继宋王朝公开印行的《宋刑统》之后，又一次公开刻印颁行的王朝法典。

　　“《天盛律令》是对唐宋法律的继承发展，《唐律疏议》《宋刑统》的基本立法原则它完全继承下来。”杜建录说。著名西夏学研究专家史金波也认为，《天盛律令》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的重大影响。此法典既取法中原王朝法典之长，又依据西夏实际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为中华法系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天盛律令》是记载西夏社会最全面、最集中、最重要的典籍，为西夏历史、社会的研究开创了崭新局面。”史金波说。

　　贺兰山下的风沙吹拂近千年，却掩不住西夏王朝与中华文明的血脉联系。这块曾经辉煌的“桃花石”，随着神秘面纱的揭开，愈发彰显出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博大精深。

　　责任编辑：汪晓慧